(记者 张思渝)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地方文化逐渐在新的时期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与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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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今年火爆“出圈”的“村超”“村BA”，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的多彩；“黄金十年”的发展，让“高速平原”“桥梁博物馆”“避暑圣地”等词汇，成为贵州新的代名词。

而这些自然而然的、贯穿而成的文化输出效应正被每一个贵州人以及曾经在贵州工作过、为贵州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欣然关注着。

那么，贵州是如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？是如何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，实现贵州文化研究的“守”与“变”？6月29日，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阳的讲座上，分享了自己对贵州地方文化开发与研究的一些思考。

从被描写到走向全国

贵州，位于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，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它山林成群，沟壑万千的独特环境。古有王阳明感叹：“连峰际天兮，飞鸟不通。”也因此，闭塞的贵州被贴上“夜郎自大”、“黔驴技穷”和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标签。

“这三句话是压在贵州人头上的三座大山。”钱理群在讲座中谈到，长期以来，人们正是被这些偏见压垮了，有一种“身在黔山中，不知黔山真面目”的“麻木与自卑”，令贵州始终处于“被描写、被遮蔽、被忽略、曲解”的地位。

2002年，《贵州读本》问世，人们对贵州文化的研究提出，“要自己描写自己”。

“黔人与黔友要真诚、真实地研究和书写贵州文化，重新发现贵州。”钱理群说。

2020年，《安顺城记》的发表让贵州地方历史、文化的研究，实现从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、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的跨越发展。

该书不仅讲述了安顺这片土地上的小人物故事，还收录了不少有关安顺的图像学资料，包括省、地史籍所载的地理图经、以及难得一见的绘画作品和珍贵的老照片。

许多学者认为，这部书提供了现代地方志的书写范例，在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有力地证明了：小人物可以写出大历史，小地方可以作出学术大贡献。

追求在大变中的不变

近年来，城市化的发展对农村人口产生了"虹吸"效应。

“在我们看来，一方面，这是人的权利，也是城镇化、现代化过程必然发生的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；但另一方面，却潜伏着一种思想、文化的危机：人们对于自己生长的土地的文化，越来越无知。”钱理群说，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，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，成为无根的人。

2005年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进入“全球化”历史进程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向日趋明显。

“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样性的全球化不仅没有意义，而且必然造成灾难。”钱理群说，在贵州地方文化研究中，要始终维护文化的差异性、多元性，追求在大变中的不变，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一种补充与制约，以达到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。

在《贵州读本》的序言中，钱理群曾写道：“期待着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，去关心贵州这块土地，去发现人生活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、历史文化，民族文化，去和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的父老乡亲对话，重获生存之根。”

同年轻人一起再出发

在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现有基础上，如何“再出发”？在钱理群看来，最重要的，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，进一步建构贵州学，即“黔学”。

过去，贵州的古代历史在全国历史学里几乎等于空白，曾被视为“蛮荒地带”“无古可考”。但事实上，贵州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，且蕴藏着众多历史文化和独特习俗，包括苗族、土家族、白族等，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。

搜集、汇聚有关贵州的文献资料和历史记叙，便成为历代贵州学者持续不断的接力跑。

“要将挖掘地方文化史料工作作为创建贵州学的第一要务。”钱理群说，创建贵州学，学术队伍的建设是根本，而吸引年轻人的参与，则是打基础的工作。

他建议，贵州的各大学校相关院系、学科，如文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社会学等等，都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大学生、研究生作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，也可以开设相关课程，将其作为基本的学科建设。

“届时，我们倡导的贵州学也就真正落实了。”钱理群说。